《吴大澂书信四种》前言

吴大澂（1835-1902），江苏苏州人，原名大淳，为避同治皇帝（载淳）之讳，改名大澂，字止敬、清卿，号恒轩，后得周代彝器愙鼎，甚宝爱之，取号愙斋，并以此行世。

（愙鼎铭文拓片）

吴大澂于道光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出生于苏州府城双林巷。江南本是明清两代文风最盛之地，从科举进士数量多寡情况即可见一斑，江苏巡抚驻地的苏州更是如此。

晚清时期，苏州有潘、翁两家，仕途科名俱盛，与吴大澂差不多同年纪者，即有潘祖荫为咸丰二年壬子恩科探花，历官各部尚书，翁同龢咸丰六年丙辰科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两人科考跻身一甲，为官并入军机。

吴大澂亦选择了读书科考入仕这样的人生道路，他在同治七年中进士，为戊辰科洪钧一榜二甲第五名，同榜的有张人骏、许景澄、联元等。在次日的朝考中，又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同治十年散馆后，吴大澂任翰林院编修，不过他究心时务，并没有在京做一个太平词臣，而是协助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救济直隶遭受水灾之民（吴、李之交始于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十二年，奉旨派充陕甘学政，结识了正在西北平叛的陕甘总督左宗棠。

任满后，光绪三年，恰逢华北大旱，是为丁戊奇荒，遂为李鸿章奏调办理赈务，往返山西直隶间，受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赏识，故而奏保其加五品衔。期间，左宗棠也希望奏调吴大澂帮办西征大军相关事务，不过并未成行，四年末吴大澂出任河南省河北道，协助河道总督办理河工。

六年，得赏三品卿衔，前往吉林随同吉林将军铭安，帮办边务。赴吉后，吴大澂渐独当一面。他不顾天寒地冻，足迹遍布当日吉林（与今日行政区划吉林省不同）全境，主持练军的编练，收服作乱已久的马贼，派人招徕山东半岛农民垦荒东北，与俄国进行边界交涉，尤其是开办吉林机器局及附属的表正书院，为东北工业化进程之嚆矢。

十年，中法关系因越南事而紧张，吴大澂奏请带队前往广西前线，未允，受命会办北洋军务，率练军驻扎直隶各地，协助防御京津地区。旋又因朝鲜发生甲申兵变，入朝与日方交涉，稳定局面。

十二年底，吴大澂补授广东巡抚，十四年，署理河东河道总督，以“塞门德土”即水泥补固堤坝，郑工得以合拢，故实授河道总督，绘三省河道全图以进。

十八年，丁忧期满，补授湖南巡抚，任上与湖南前贤王闿运、王先谦等多有往还。二十年，中日战事起，吴大澂再次请缨，愿率湘军北上作战，，吴又有朝鲜及军旅经历，故准。

二十一年初，吴大澂率湘军二十余营出关，，中方湘、淮、东北练军麇集，群龙无首，仓促进攻未果，反失营口、田庄台等地，湘军溃散。吴大澂因战败革职留任，旋开缺回籍。

返乡后，吴大澂以书画、金石颐养，并任上海龙门书院山长。二十四年，受戊戌政变牵连，被革职，永不叙用。二十八年正月，吴大澂病殁家中。

（致陈簠斋篆书信札）

吴大澂一生，由科举而仕宦，且勇于任事，故而履历丰富。早年，即以翰林院编修身份，上疏议西人觐见同治皇帝事，至身膺封疆，仍不顾慈禧之忌讳，奏言当尊崇光绪本生父醇亲王之典礼尊号，并因此明升实降，负责河工事宜。

不过，吴大澂亦非仅以书生议论为务，赈灾、河工活民，造福百姓，垦拓、移民实边，勘定疆界，创吉林机器局，参与电报建设，皆其办理洋务之实效，更以文臣典兵，考究行伍技法，撰《枪法准绳》，连淮军宿将周盛传都深感佩服。甲申、甲午二役，毅然请战，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究可谓尽忠臣之本分。

政事之外，吴大澂受晚清金石学影响，富于收藏，《愙斋集古录》被誉为当日“最著者”，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供诸斋堂，把玩自娱，而是借兹研究器物，考订文字，著成专书。顾颉刚在总结百年史学时，专门提到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一书，言此书极“矜慎”，以彝器铭文补《说文》，多有匡正，且为中国的古文字研究摆脱《说文》过度束缚，走向现代意义的古文字学打下了基础。

吴大澂的时代，政事、学问皆非能闭门造车，一力承担者。政事向来需要商量协作，晚清变局中办理洋务等更是如此，自不难理解。学问也需通声气相补益，尤其是金石发见，可遇不可求，更要互通有无，以拓片描摹寄送反复讨论，实际上形成了金石学的小共同体。故而，书札史料尤为重要，从中可获得其他材料所不详乃至所不及的信息。

此次整理吴大澂书札，共有四种，专书三种：《吴愙斋大澂尺牍》（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愙斋赤牍》（商务印书馆，1922年）、《吴大澂手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分别是吴大澂给陈介祺、王懿荣和徐熙的书信与手札。最后一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书信，收录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吴大澂档》，为吴大澂在吉林期间给李鸿章、依克唐阿、铭安等人的书信。

私人信函往来，无公开宣示之虞，多能畅所欲言，即有埋怨牢骚，皆可直抒胸臆。比如吴大澂在给王懿荣的信中，多谈金石之学，时有对潘祖荫的怨言，首先是潘以前辈自居，给吴下达任务，应接不暇：

司农既命绘爵，又属写盂鼎释文，又欲招往剔卣，一日数差，兄实无此健腕，不比撝尗有求于司农，终日奔走而不辞，兄则自吃自饭，何苦乃尓，只得贪懒矣。顷又属篆印文，已应一差，亦可告无罪乎？司农致吾弟书，想必有见怪语也。

吴大澂苦于应付，又自觉并非如赵之谦攀附有求，不免心生不满。其次，对于潘司农的鉴古眼里亦不表示认可：

司农商镈，寿老已不以为然，亦恐为退楼所訾议，款识中又不能不列，吾辈亦无如何耳。

盖因吴云所进商镈，陈介祺识为伪，但潘祖荫不能识别真伪，又碍于情面，吴大澂只得列于款识之中。

书信相对更为私人化，所言所书并无拘束，涉及内容繁多，吴大澂给陈介祺的信中主要也是谈金石之学，但不时言及手边处理的政事，因簠斋非公门中人，议论更可无顾忌。在直隶赈灾时，吴大澂查得河间府吴桥县令吴积銞荒于政事，上报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接到汇报后，帮吴积銞说了一通好话，称其为范梁（浙江钱塘人，号楣孙，曾在直隶任知县、道员）所赏识，年富力强，似还有惩前毖后，将功赎罪之希望，只是将之摘去顶戴革职留任。吴大澂并不满意，认为这样对于振兴吏治，救助灾民毫无补益，当然此番表态不会公开发表，而是见诸给陈介祺的信中：

惟吴桥户口未查，竟无急就之法，该令专以公牍文字见长，一味粉饰，从未下乡亲查一次，粮到不发，玩视民瘼，殊堪发指。虽经摘顶，勒限严催，恐亦无补于事矣。

（致李鸿章信札）

关于练兵置器，吴大澂自认颇有心得，在吉林期间，他与李鸿章、朝中友人宝廷及下属管带戴宗骞等人的书信中经常提及武备训练之事。即便在给与此毫无相关的陈介祺书信中也常常谈及，他不厌其烦地总结各种枪炮利钝，操练之心法，怕陈老前辈不能理解，还要以“文字尚古，器用尚新”等来进行说明，并表露心迹，将枪炮、钟鼎之爱好，等夷视之：

大澂好之甚笃之，知之渐深，几等于三代彝器之好。

从此也可得知，吴大澂并非叶公好龙纸上谈兵，强充文武双全，盖因在陈介祺面前，他完全不必惺惺作态于兵事，而乃真究心于此，深切琢磨之。

当然，吴大澂的书信，对于勾勒晚清金石学的演进与推动，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吴大澂任陕甘学政期间，视学之余，不忘搜罗金石碑版：

輶车所历，亦时策骑荒郊，流连古道，偶访汉唐碑碣，以弇山尚书《金石记》所载，按图而索。

荒郊古道，仆从数人，在他人看来，或许还别是一道风景。不过，亲赴石门访碑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同治甲戌十月之望，汉中试事毕，翌日策马至褒城，自龙王庙渡口汎舟而上，行里许，风甚湍急，挽索不前，篙师有难色，舍舟而徒由东岸石坡，逦迤至白石土地庙，山径纡仄，崖谷峻险，距石门尚数里也。遇樵子导之下，折而南，又折而北，荆榛塞路，山石荦确，小憩玉盆石下，观宋人题名，循江北行，崎岖益甚，从者裹足，过一点油，石壁立数仞，下临深渊，山穷路绝，裵回久之。

其风之急，其水之湍，其路之纡，其岸之险，今日读来，仍不免为之心悸。这就见得他确是“好古真笃”之人。当时喜好搜罗金石的人不少，但像他有机会实地踏勘且愿意花大力气的却不多。

（石门摩崖）

吴大澂悉心访得的金石碑版，经工人制成拓片，函寄给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等人。陕甘学政的衙署，俨然成了金石拓片的来源之所。这些金石拓片，或取自新见之器，或为旧刻新拓，不但为同好们提供了新的金石文字材料，而且还提供了同一文字资料的更好的拓本。

书札当中反映出的吴大澂在古文字释读方面的成就，也颇能反映彼时金石学研究的水平。比如吴氏在致陈介祺的书札中，通过联系《说文》所记载的“酱”字的古文写法，正确地释读出了燕国官玺中的一方“将军之鉨”。在另一通致陈介祺的书札中，吴大澂又释出了燕国古玺中的“都”字。此字习见于燕国官玺，缀连于地名之后，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都”的正确释读，对认识战国时期燕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较为重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细心阅读，吴大澂的书信甚至对于晚清地方社会和生活史细节，也有一定的补充。比如他在给陈介祺的信中说：

珲春不用圜泉，以化（货）易化（货），抱布为市，间用白金，称物平施，竟不知五铢、半两为何用，真是三代以前之世界。日内拟往三姓设防，由松花江顺流而下，扁舟如叶，有柁无帆，质朴可笑。三姓以东，即赫哲部落，其地专以渔猎为生，有白首未尝菽麦者。

从中可见汉民大量充实东三省边境地区之前，当地保留的不少较为原始的状态。又如他在给军官崔廷桂的信中，称赞哈乞开思（Hotchkiss)步枪之精准，竟以“洋表之有播威”（Bovet，瑞士名表品牌）为喻，亦可作为西洋钟表东渐普及化的重要材料。当然，史料之运用，关乎史识之高低，视野之广狭，想必方家之解读利用吴大澂书信材料，功力及敏锐程度远胜编者，无需班门弄斧，之所以哓哓不休，全为表明吴氏这批书信确有整理注释，以飨读者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