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三展皇边”是咋回事?今天很多地名仍然与那段历史有关

在辽西地区特别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管辖的兴城市、绥中县和连山区的农村，多年来民间流传有康熙皇帝“三展皇边”的说法。那么，什么是“三展皇边”，这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传说故事？如果是事实，那又揭示出怎样一段历史呢？

说到“皇边”，先要从清代修筑的柳条边说起。今天的人们，听到“柳条边”这个称谓已经有些陌生了，可是在倒退三百多年的关东大地上，人们对“柳条边”可谓耳熟能详。柳条边是清朝入主中原后在东北地区修建的边墙。其修建动议是：清朝入关后，将辽河流域和吉林部分地区视为“龙兴重地”“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了维护满族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利益，便把这一地区划为特殊地带，严禁汉族群众入内耕种和蒙古族游牧狩猎损害所谓“龙脉”。正如乾隆皇帝在《老边诗》中所说：“征战纵图进，根本亦须防”。，清朝统治者加强了对辽河流域和吉林部分地区的防御和统治。为了防止满人汉化、并可保证八旗军在东北的训练基地不受干扰、东北的“三宝”和特产尽可由王公贵族享用，清朝顺治初年，便开始着手修筑柳条边墙，划定这一特殊的统治区域的范围。《奉天通志》在记述柳条边的作用时称：“清地东北，蒙古内附，修边示限，使畜牧游猎之民，知所止境，设门值守，以资震慑”，可谓恰如其分。

东北地区的边墙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开始修筑，称为皇边。边墙主要用土夯成，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不等。墙外挖壕，上插柳条，以绳系之，状如篱笆，故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柳条边，后来，很多官方文书也认可了这一称谓，称盛京（指今天辽宁省大部）、吉林地区的边墙为柳条边，简称柳边，也有俗称为条子边。

最初修筑的东北地区边墙，南起今辽宁省凤城市境内，经新宾转而至开原北，再折向西南到山海关与长城相接，这段边墙称为“盛京边墙”。因为修筑时间远早于康熙九年（1670年）开始修筑的吉林边墙，因此相对于吉林边墙称为“老边”，而吉林边墙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修竣，新建边墙从辽宁开原起，沿吉林省的梨树、伊通、长春、九台到舒兰县法特乡的松花江边，俗称“新边”。

应该说，柳条边是清朝统治者人为划定的标志禁区的分界线，但并不是国界线，也不是严格意义的行政区划界线，是清朝统治者为实现对东北部分地区实施封禁措施而制造的屏障。修筑柳条边，本身就是清朝统治者为控制东北地区经济上的特权利益采取的一种手段。

据史志资料记载，清代的柳条边的主要结构是用土堆成的宽、高各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柳条粗四寸，高六尺，埋入土内二尺，外剩四尺，各柳条之间再用绳连结，称之为“插柳结绳”，再在土堤的外侧，挖掘口宽八尺、底宽五尺、深八尺的边壕。有很多壕沟里注水，以阻挡行人越界。

为加强对柳条边的管控，从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清朝统治者在柳条边沿线要点上陆续设置边门。边门类似于今天的边防派出所，每处边门均设官兵常驻。至顺治末年，盛京边墙已设置了平川营边门、黑山口边门、水口边门、芹菜沟边门、碾盘沟边门、长岭山边门、松岭子边门、清河边门、白土厂边门、彰武台边门、法库边门等11个边门，盛京边墙总长度约1000公里。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柳条边的修建是清代对东北文化保守、封闭、隔离的措施，客观上对东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康熙皇帝继位后，有感于清初以来“归附益众”使得户口繁生，边内旗田不够分配，遂决定“粮不足支，展边开垦”。事实上，早在顺治末年，就已经有一些八旗庄田扩展到了边外，柳条边亟待展拓。康熙皇帝即位不久，就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谕兵部：“盛京边外居住庄村，俱著移居边内，其锦州以内、山海关以外，应展边界”，但当时还未真正从政策层面执行展边。

康熙真正执行扩展柳条边的行动是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开始的，展边的直接导因是与义州（今辽宁省义县）的蒙古察哈尔亲王叛乱有直接关联。原来，清朝初年，将义州地区封给察哈尔亲王。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后，，当年，清军平定了察哈尔王叛乱，设义州巡检司。而为了加强对边门一带的防御，康熙皇帝决定在这一年扩展柳条边，简称“展边”。此后，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又两次下旨扩展盛京皇边，史称“康熙三次展边”，民间俗称为“康熙三展皇边”，因此说，康熙皇帝“三展皇边”确是历史事实，也是出于其巩固统治需要。而纵观康熙皇帝下旨扩展的盛京皇边，都集中在今天的辽西地区。

在康熙十四年第一次展边之前，自鸣水堂边门到松岭子边门这段柳条边的走向和最初各边门所在方位是：西自长城起，向东北到平川营边门（今绥中县范家满族乡平川营村），从平川营又东北到黑山口边门（今绥中县沙河镇黑山口屯），从黑山口又东北到水口边门（今绥中县高台镇水口村），从水口又东北入今兴城境内到芹菜沟边门（今兴城市羊安满族乡芹菜沟村），从芹菜沟又东北入今葫芦岛市连山区境内的碾盘沟边门（今葫芦岛市连山区寺儿堡镇碾盘沟村）到长岭山边门（今连山区塔山乡长岭山），从长岭山边门向东北到松岭边门（今连山区沙河营子乡境内）。

康熙十四年（1661年）第一次展边时，废水口边门，向西外展至高台堡（今绥中县高台堡镇），名高台堡边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第二次展边时，废高台堡边门，向西北外展至宽邦（今绥中县宽帮镇宽邦村），名宽邦边门。而到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第三次展边时，废宽邦边门，又向西北外展至白石咀，名白石咀边门。同年，又废黑山口边门和长岭山边门，碾盘沟边门向西外展至梨树沟，名梨树沟边门。

    对今兴城市境内的芹菜沟边门，在康熙十四年第一次扩展皇边时就将其向西北外展至二道河（未立边门），称新台边门，但不知何原因该地未修竣边门。康熙三十六年第三次扩展皇边时又向西北展至距离芹菜沟二十余公里外地点设置边门，因该地原属蒙古游牧地域，未有村落名称，因此仍称为新台边门，即今葫芦岛市连山区新台门镇。而二次展边时设置于二道河附近的新台边门被废弃后，因当地已经有一定的定居人口，遂将该地称为旧门，成为远近闻名的村落。至今，葫芦岛市连山区新台门镇的很多干部群众在追溯当地历史和地名由来时，还念及是康熙皇帝第三次扩展柳条边，将原先的新台边门移设到了此地，才有了新台门镇的由来。原先，新台边门该地原先是蒙古族势力范围，“汉人耕地，王爷吃租”，是因为康熙扩展皇边才将这里划入盛京的地域范围。当地老人说：“我们这里过去是蒙古族聚居区，解放前新台门里边（边东）住的是旗人，边外（边西）住的是蒙古族和汉族人，解放后也一度称为新台门满族蒙古族镇。”

另外，在康熙十四年第一次扩展皇边时，将松岭子边门“自沙河堡展至松岭”，沙河堡是明代形成的地名，位于今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子乡，扩展后，松岭子边门的名称未改，但新松岭已非旧松岭子也。新的松岭子边门位于今天的朝阳县松岭门蒙古族乡，新的松岭子边门东面的山也因此被称为松岭山。松岭子边门地处葫芦岛、朝阳、锦州三市交汇处，从地名的延续可以看出柳条边文化影响至今仍在。

对今绥中县境内的边门，康熙皇帝在展边时也有扩展和裁撤。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第二次扩展皇边时，废平川营边门，向西外展至鸣水堂（今绥中县明水满族乡明水村），名鸣水堂边门。因该地笔架山上流下三股泉水，直泻入山下水塘中，淙淙鸣声，故称为“鸣水塘”。至清初该地地名已经演化为“鸣水堂”，故设置边门时写作“鸣水堂边门”。再后来，鸣字逐渐演化写作明字，鸣水堂也被写作明水堂，到了民国时期登记地名，此地也就称为明水村了，如今是绥中县明水满族乡政府所在地，当地的满族群众大多是清代驻防鸣水堂边门的八旗官兵后代。从地理位置上看，明水堂边门堪称柳条边西端首个边门，即“关外第一门”。至于黑山口边门，在康熙三十六年第三次展边时被裁撤。

此外，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第三次展边时废长岭山边门。综上，今辽宁省葫芦岛市境内的清代边门中，水口边门初设置于顺治八年，康熙十四年第一次展边时移驻高台堡，康熙二十五年第二次展边时移驻宽邦，康熙三十六年第三次展边时移驻白石咀；平川营边门设置于顺治十一年，康熙二十五年第二次展边时移驻鸣水堂；黑山口边门设置于顺治十一年，康熙三十六年第三次展边时废；芹菜沟边门设置于顺治年间，康熙十四年第一次展边时移驻二道河（今兴城市旧门满族乡旧门村），康熙三十六年第三次展边时移驻新台边门；碾盘沟边门设置于顺治年间，康熙三十六年第三次展边时移驻梨树沟边门；长岭山边门设置于顺治十一年，康熙三十六年第三次展边时废。至康熙第三次展边结束时，今葫芦岛市境内的柳条边门还有鸣水堂边门、白石咀边门、梨树沟边门、新台边门四座边门。在展边过程中，原先的黑山口边门、长岭山边门因为失去了设置意义而撤销，松岭子边门移驻到今葫芦岛市区域以外，这样，葫芦岛市区域内历史上的边门从顺治年间设置有平川营边门、黑山口边门、水口边门、芹菜沟边门、碾盘沟边门、长岭山边门、松岭子边门等7处边门减少到4处边门。

经过康熙皇帝三次展边，自原先的平川营边门到鸣水堂边门扩展了约二十公里，自水口边门至白石咀边门前后外展约三十公里，自黑山口边门至梨树沟边门外展约十五公里，自芹菜沟边门（旧门）至新台边门外展约二十公里。这样，辽西地区的大量良田就划在了边内。而兴城市、绥中县和连山区的部分地区在清代前期都归属宁远州，康熙“三展皇边”使得宁远州的辖境面积比康熙三年初设宁远州时增加一倍以上，奠定了现在兴城市西部与北部区域的基础。据测量，康熙皇帝三展皇边后，从新台边门距离海岸恰好是约50公里（100里）的距离，可见当时柳条边距离海岸线的纵深之长。

清代的柳条边门，初设有21个，几经变化，在康熙皇帝三次展边后减为20个，其中盛京将军管辖16个，吉林将军管辖4个。盛京将军管辖的20个边门中，自山海关至凤凰城，自西向东有16个，即鸣水堂边门、白石咀边门、梨树沟边门、新台边门、松岭子边门、九官台边门、清河边门、白土厂边门、彰武台边门、法库边门、威远堡边门、英额边门、兴京边门（亦称旺清边门）、碱厂边门、叆阳边门，凤凰城边门。后来，清廷还在彰武台边门与法库边门之间增设了叶茂台边门，在法库边门与威远堡边门之间增设了马千总边门，在威远堡边门与英额边门之间增设了土口子边门，实际上盛京将军管辖的边门数达到了19个。

即名边门，必然有“门”且作为主要其主要设施。的确，边门的门就像古代州县的城墙一样，是对相关区段柳条边墙管理、防务的核心设施。清代的每处柳条边门基本都建门楼一座（仅有康熙第一次展边的二道河边门除外）。边门的门楼通常用青砖垒砌，白灰勾缝，为青瓦、硬山式建筑，通高约6米，宽约5米，进深6米，木制红漆大门两扇，门洞悬有兼书满汉文之匾。边门门楼中间是过道门洞，两边有耳房，一边耳房是囚室，另一边住巡差。边门外一般有通壕，设有吊桥。边门内两侧为青砖青瓦硬山式建筑，守军住房一般为3间，一般还设有防御衙门、官员府邸和库房等。

那么，清代的柳条边门共有驻防官兵多少员呢？葫芦岛境内的清代柳条边门又归属哪里管理呢？据史料记载，边门初设的顺治年间，守兵较少。康熙中叶以后，各边门设防渐趋统一，一般是每个边门设防御一员，笔帖式一员，领催一员，满汉八旗兵27——45人不等。其中，派有防御的边门，防御为边门的最高官员，防御按规定一般出自满洲八旗，唯独新台边门和清河边门或是由于临近蒙汉杂居区域，边门的防御规定由汉军八旗人士担任。防御作为一门之长，在清代是武职正五品，而笔帖式是文职官员，相当于边门办理文件、文书的文牍人员，也可以理解为秘书，一般为八、九品，也有少数七品者。领催则“掌登记档册，支领官兵俸饷”，类似档案管理员兼会计，属不入流（无品级）武官，地位较普通士兵略高。

今天葫芦岛市区域内清代康熙年间三次展边后稳定下来的四处边门中，都设有防御1人、笔帖式1人、领催1人，鸣水堂边门和梨树沟边门有驻防满汉八旗兵编制29人，白石咀边门和新台边门有驻防满汉八旗兵编制39人。值得一提的是，汉人如想到柳条边门驻防，必须是汉军八旗人士。这四处边门和松岭子边门都隶属锦州副都统衙门直辖。边门驻军的任务主要是“看守边门，盘查出入”，也行收缴过往货税。必须明确的是，清代的边门驻防军士只是镇守地方的军人，边门不是边防哨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清代的“守边门”和戍守边关的“守边”“戍边”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其内涵不同，所针对的防范对象也大为迥异。

平常，柳条边门的驻防士兵披甲值勤，分班守备，每天掌管关门的启闭，“稽察行人出入”，过往行人都得从门洞内通过，否则就犯“爬边越口”之罪，会遭到重罚。通常经过边门的马车都要纳税，出边门的缴纳二百文钱，进边门的缴纳四百文钱，连死者出殡经过边门也要纳税。可以说，柳条边及边门的设置，加剧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旗人和普通汉人、蒙古族人之间的矛盾。清代很多汉族百姓将盛京柳条边边门比喻成黑关卡，内心充满厌恶甚至痛恨，这也是柳条边边门建筑在清朝道光年间废弃后迅速遭到毁灭，连遗迹都难以寻觅的一个原因。

为了加强对柳条边的管理，康熙皇帝三展皇边以后，每两座边门之间的柳条边墙选择适当地点设有墩台，一般“安台三、四、五座不等”，每“一里余派台丁一名”，“沿边二十里间可耕之处，分置台丁二三十名不等”，整个盛京边墙共设台丁2100多名。宁远州（今兴城市、绥中县和连山区部分地区）境内的柳条边墙设有三处墩台，共设“千总三名，。

清代柳条边虽然早已走入了历史，但其文化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是地名文化影响。辽宁的很多县、乡镇和村屯名称就是由于清代设置的柳条边门名称演化而来的，由法库县得名系因为法库边门，彰武县得名系源自彰武台边门，阜新市清河门区系因为清河边门得名，黑山县白土厂边门系因为白土厂边门得名，再有如前面列举过的朝阳县松岭门蒙古族乡也是由边门名称演化的乡名。很多边门在实际称呼的过程中，将边门的“边”字省略掉了，直接称之为某某门，有很多边门演化为的村落延续很多年都称为某某门，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为远近闻名的人口聚居地设置集市所在地。葫芦岛市绥中县境内的鸣水堂门，后来成为著名的明水村，系明水乡政府所在地；兴城市境内的白石咀门、梨树沟门，是整个清代柳条边体系中距离最近的两处边门，《大清一统志》《奉天通志》等志书记载两门距离只有七里。笔者曾两次对此进行了实地考证，确认两门距离确实只有3.5公里。那么，为什么在距离如此近的地点要设置两个边门呢？

原来，清代白石咀边门有条向西通往蒙古族聚居区域的一条大道，梨树沟边门有条向北通往蒙古族聚居区域的一条必经大道，两地皆处在交通道路通衢之处，故未考虑两者之间距离而设置了这两处边门。据说，清代的柳条边边门彼此之间虽然也有联系和“走动”，但像白石咀边门和梨树沟边门这样因为距离很近而联系频繁者十分少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两个村子的村名较长和叫起来拗口，且都隶属于当时的兴城县三道沟乡，才将位置在东面的梨树沟门村改称东门村，位置在西面的白石咀门村改称西门村。此外，兴城市和连山区境内均有“老边”、“二道边”等村名，皆系因为该地曾在扩展皇边之前有过边墙而得名。兴城市羊安满族乡的柳蒿村，原称柳壕村，系因该地在顺治年间设置芹菜沟边门时有过柳条边墙从该村穿过并有边壕而得名。

其次是名人文化影响。清代的柳条边边门所在地，往往由于驻防军士和家属的常驻渐而有了定居的居民，一些驻防军士在退役后直接定居该地，加上一些随军家属和外来落户该地人员组成村屯，这些村屯往往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在远近方圆村屯中文化发达，因此名人辈出。如位于兴城市的梨树沟门在晚清时期就有山东移民李姓大户迁入，民国时期的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局长、黑龙江省官银号会办李蓬瀛就是该家族涌现出的近代名人。

三是商业文化影响。一些边门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商业兴旺，到近代仍然商贾云集，如梨树沟门到了民国时期地处兴城、绥中、凌南（建昌）三县交界，梨树沟门大集远近闻名，梨树沟门也成为当时有名的商贸兴盛之地，有很多商铺存在。（下图即为笔者考察梨树沟门民国建筑时留影）

四是军事文化影响。清代设置的柳条边门，既有防卫意义，其设置本身就带有军事色彩。三百多年来，这些边门所在的村落仍延续着尚武之风，民众颇有保家卫国之情怀。如黑山县境内的白土厂门村，在九一八事变后由村民王显廷组建起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奋勇杀敌。此外，很多边门所在地因为地形、所处位置等原因，本身就有着军事意义，是兵家争夺之地，如兴城市境内的梨树沟门，在解放战争时期发生过1947年“东北秋季攻势第一捷”的“梨树沟门大捷”，，解放军将领丁盛还曾经住在梨树沟门村并在这里作军事动员。至今，梨树沟门作为当年的老根据地所辖村落，在很多解放战争时期兴城西部山区斗争的亲历者和“”脑海中仍留有深刻烙印。

此外，围绕清代柳条边，清代以来的文人墨客还留下了《柳边纪略》《沈故·柳条边》等著作和许多诗词、文章等文化作品，丰富了柳条边文化的内涵，也为后人研究柳条边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柳条边的衰落，与清朝康熙中叶以后大量中原人口私自出关进入盛京将军辖区定居落户有关。由于冲破禁令移民东北的中原农民增多，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曾进一步严申柳条边各边门的禁令，在雍正四年（1726年）谕令：“有边口的地方，每年将出口人数，按季造册申报。倘守关官不验明印票及受贿，任其蒙混出入……交刑部严加治罪”，但是事实上，由于利益驱使特别是很多边门处在“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域，仍有很多守边门官兵在收取好处后放任一些“闯关东”民众通过边门进入东北腹地，有许多守边门的防御和所率官兵合伙放任“闯关东”民众越界后再共同分配受贿之所得。到乾隆初年，柳条边墙实际上已是荒废失修，形同虚设。乾隆后期，乾隆皇帝也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出现了政策上的缓和，谕称“承平日久，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若一旦驱逐，必致各失生计，是以设立州县管理”，放宽了对盛京将军辖区的封禁，但对吉林则令全部封禁。乾隆皇帝还有感于华北大旱，担心引发社会变乱，允许饥民“出关觅食”，这实际上是等于对东北弛禁的开始。这种现状下，柳条边既然无法起到“封禁”作用，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东北弛禁，大量中原移民可以迁入东北，柳条边也就随之废弛。但为了供养八旗壮丁，一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方才开始裁撤柳条边门驻军，个别边门的驻军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被裁撤，而此时的柳条边墙早已不成体系，很多区段都已经废弛日久。裁撤边门机构之后，一部分驻防八旗官兵移防他处或解甲回原籍，一部分驻防八旗官兵和家属则留在了边门所在地定居并世代繁衍。昔日边门所在的村落都居住着一些清代驻防八旗官兵的后代。

晚清时期的柳条边门虽然已经失去往日的作用，但依然存在，有的还遭受过兵燹之灾。据盛京内务府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期间，曾有“俄兵闯入彰武台门衙，将公署档案及军器焚毁”。另据见证者回忆，直至20世纪初，清朝前期和中叶栽植的柳条边墙柳树仍有部分存活，树干多达到碗口粗，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些剩余的柳树大多遭到侵略者砍伐，守边门的八旗官兵只能任侵略者砍伐柳树而忍气吞声，最后只能守着没有柳树的“柳条边门”。随着历史的变迁，今天再沿着柳条边墙遗迹寻找清代栽植的柳树，已经很不现实了。

近年来，学界对清代柳条边也有了很多研究，如有学者经过实地勘察后考证出盛京边墙有一些和明代辽东边墙重合的区段，基本是依明代辽东边墙的原样补修，这些区段的盛京边墙主要结构也并非“柳条”，而是砖砌墙和土筑边墙。至于柳条边为何广泛采取种植柳树的方式，也有学者进行了探究，认为主要考虑到建筑成本和工期时间，清朝顺治、康熙年间为了巩固对国内统治，很难抽调大量人力物力在东北修筑边墙，而为了迅速修成界线，用栽植柳树作为界线成为首选的方式，而这种以“杨柳结绳”筑墙，是国内古代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被誉为“关东绿色长城”。还有研究表明，柳条边部分墙体中的“红柳加沙”和界壕类型，是继明等十多个朝代修筑的长城后，清政府为了加强统治而修筑的一种适合东北地区且经济适用的防御体系。至于柳条边墙的遗迹，也有文物考古专家和文史学者进行过实地寻访，发现由于柳树的树龄和生长规律等原因，当年柳条边墙的柳树早已无存，在今阜新市清河门区、开原市威远堡镇等地，尚能在昔日的边壕土埂子上看到柳树墩子。很多柳条边墙已经不复存在，或融入到普通耕地中，或只能从依稀可辨的壕沟遗存、土堤甚至土堆中结合史料找寻柳条边遗迹。虽然有形的柳条边和边门难觅影踪，但柳条边的文化影响将继续延续，柳条边还将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一代代人探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