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古代城防二题

一 筑 城

为了防范敌人或野兽，原始社会的居民在聚落周围挖壕沟，挖出的土堆高了，就成为原始的城墙。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遗址，平面略呈圆形，城外有壕沟，城墙正是在地面上堆筑而成。陕北神木石峁古城有用石块砌起的城墙，但这在中原地区极少见；龙山文化的城墙多为夯筑。黄河流域有很厚的风成黄土层。黄土加压，破坏了其自然状态下的毛细结构，形成密度较大的夯土；从而产生一定的防潮性，又可获得较高的牢度。并且黄土还有直立性强的特点，城墙可以夯筑得相当陡。

神木石峁遗址城墙

河南偃师商城平面图

郑州商城平面图

不过早期夯筑城墙时，使用的挡土板不够长，只能打成夯土块，用它再垒成墙体，称“小版筑”。技术再发展一步，就能用长板打夯，组接成长垣。河南偃师尸乡沟的早商城址，墙基宽18—19米。施工时先挖基槽，将槽底夯实后，再分层夯筑，夯层厚度仅8—12厘米，夯窝密集，相当坚实。河南郑州商城属于商代中期，城垣周长6960米，墙基最宽处达32米，地面残高仍有5米左右，至今巍峨屹立。古城多环绕护城濠，就是古文献中与城并称的“池”。我国古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池鱼”是指城濠里的鱼，而不是一般池塘中养的鱼。城和池从它们在我国最初出现时，就是互相配合的城防设施。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宁城图

到了春秋时期，为了增加防御能力，在城墙顶上开始增筑雉堞。雉堞就是城垛口，古代也叫陴堄，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与《墨子·备城门》。《释名·释宫室》说：“城上小垣曰睥睨，言于孔中睥睨非常事也。”“亦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女墙又名堞。不过古文献中也常以堞字特指女墙上的垛口，如《备城门》说：“五十步一堞。”可见这时女墙上的堞并不密。嘉峪关1号曹魏墓出土画砖所绘坞上之堞，亦少而且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有“宁城”图，因为城比坞的等级高，所以上面的堞排列得更加整齐，但两堞之间仍有一段距离。但是先秦时的城堞虽稀，却已有用辘轳控制升降的“悬门”，和在城濠上设置的可起落的吊桥“发梁”（均见《备城门》）。战国晚期又有了城门楼。《汉书·陈胜传》中称之为“谯门”，颜师古注：“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者耳。”长沙马王堆3号墓所出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驻军图，图中的指挥中心“箭道城”上就画出了三个城门楼。同时，建于城角处的角楼在箭道城上也能见到。城角是版筑的接合部，是其薄弱环节，须加以强化，所以筑城时对城角更注意加固。《考工记·周人明堂》说：“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雉是度量夯土城墙的基数，“五版（指夯筑时的挡土板，每板高约二尺）为堵，五堵为雉”（《诗·鸿雁》郑玄笺）。城角处的城墙既然增高，相应地也会加厚展宽。《诗·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与城隅。”和平时期青年们就选择城角这个被高墙挡起的地方来约会了。又《说苑·立节篇》说，杞梁妻闻杞梁战死而哭，以致“城为之阤而隅为之崩。”“阤”指垮塌，而“崩”指崩裂；也反映出城角比其他部分更结实、更高、更宽。

洛阳东周王城的西北城角平面图

筑城技术的下一步发展，是在城墙外壁增筑向外突出的敌台，也叫“马面”，从这里可以自侧面防御逼近城墙之敌。此外还在城门口加筑瓮城。瓮城虽然在石峁遗址中已经出现，但它和马面的结合则要到汉代才完成。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哈隆格乃山谷南口的西汉鸡鹿塞古城，提供了早期马面与瓮城相结合的实例。

清明上河图所见的城门与城墙

也就在汉代，又出现了包砖的城墙。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东汉雒县遗址发现过一段砖城墙。《水经注·浊漳水》也说六朝时的“邺城表饰以砖”。用砖包砌城墙的前提是制砖业实力的增强。我国的砖在西周时已出现，起先只是些铺地的薄砖；当时怕它铺在地上会滑动，还在砖背四角做出四个陶榫。西汉时砖的种类已经很多，除铺地砖外，还有空心砖、异形砖、画像砖等；虽然其中有的艺术价值很高，但制砖业的主流是造出长、宽、厚之比接近4∶2∶1，砌墙时便于组合搭接的条砖。这种砖一问世，生产规模随即扩大。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发现的砖窑，按当时的技术水平估算，每年约可生产条砖60万块；郡县之大窑场的生产能力想必更为可观。条砖规格的定型和产量的增加，遂使用砖包城的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尽管如此，唐代的都城长安仍然是一座夯土城。，只在城门墩台和城角处用砖包砌。而唐代东都洛阳的宫城和皇城却内外均包以砖，显示出它的富庶繁华和地位的日益重要。五代时也有一些砖城，如王审知修筑的福州城，“外瓷以砖，凡一千五百万片”（黄滔《黄御史公集》卷五）。宋代砖城渐多，如扬州、楚州、广州和成都等地都修了砖城。但首都汴梁仍然是夯土城墙，也仍然只将门墩和城角包砖。《清明上河图》中将城墙和城门画得很清楚。不过由于北宋前期百年无战事，“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东京梦华录》）。城防废弛。特别是汴梁的内城（里城）“颓缺弗备”（《宋会要·方域》），故图中的夯土城墙好像是杂树丛生的一道土坡。有些学者甚至竟认不出画的是城墙；说：“城门不见连有城墙”（木田知生《宋代开封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史林》61卷5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342页）。往后直到元代，大都城仍然是夯土城墙，只是为了加固，在夯土中埋没了永定柱（竖柱）和木（横梁）。其北垣至今仍叫“土城”。但已发掘出来的大都和义门墩台则包砖，估计其整体的规格当与北宋汴梁的外罗城相近。可是大都的宫城据《辍耕录》所记已是“砖瓷”。不过用砖包砌城墙，工程浩大，所费不赀，从它的开始出现到全面推广，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明初修北京城时，也只在城墙外壁包砖，到了正统十年（1445年）才将城内壁包砖。至清代，县级以上的城墙多为砖表土心，只用夯土筑成的土围子已经很少见了。

《武经总要》中的城防示意图

砖城在宋代虽仍处于推广的过程中，但城防的基本设施已然定型。宋代的《武经总要》绘有当时的城防示意图。从中可知城墙上砌有女墙，其上有垛口和箭窓。城墙每隔一段距离则筑有凸出的马面，上设敌台，配置守城器械。城门上有城楼，城门外有瓮城。城墙之外、城壕之内，还筑有高约五尺的小隔城，名羊马城；是城外居民进城内时安顿羊马之所。再靠外则是护城河，其上还有吊桥。这些设施曾被长期沿袭。不过元末明初修建的南京城是一个特例。我国古代都城如唐长安只有外城和内城（内城前部是皇城，后部是宫城）等两重城圈；宋东京有外罗城、旧城、大内，共三重，元大都有外城、萧墙（也叫红门拦马墙）、宫城，也是三重；而明南京却有外郭城、内城、皇城、宫城共四重。所用城砖，不仅有粘土烧制的，还有用制瓷坯的瓷土烧制的，成品为白色或灰白色，质量甚佳。或称之为瓷砖。这个叫法虽不尽准确，但如果称之为炻砖，则可当之无愧。砖的体量也较大，单块重量达20公斤。城墙的高度因地势而有别，最高之处达24米，平均高度为12米。并且，南京城墙不设马面。马面是冷兵器时代为防御抵达城下之敌所建，间距一般为150米左右，而弓箭的射程约70米；所以两座马面上的守军可互相策应，左右夹击。但这时火器的使用已较广，用射程更远的火器进行射击，马面反而成为障碍。南京城墙不设马面，表明火器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尤其和以往不同的是，从前的瓮城只建在城门外侧，是为外瓮城；南京城却不仅有外瓮城，还有内瓮城，通济、聚宝、清凉、三山等城门的内瓮城且不止一层。与皇城正门洪武门取直的内城正阳门，更设外瓮城一层、内瓮城两层，发展成复合式瓮城。内瓮城的城墙内还辟有藏兵洞。攻城者如突入内瓮城，守军则可将城门关闭，伏兵冲出，聚而歼之。在明初，此城堪称虎踞龙蟠，固若金汤。只是随着火炮的使用，这类旧式城防工事遂逐渐落后于时代。

明代南京正阳门的复合型瓮城

林鹦鹉山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石刻桂州城图

在城门楼方面，东汉后期至隋代，重要的城门楼往往都是多层的高建筑物。汉末的函谷关东门从画像石上看是一座有两个门道的城门，每个门道上都有一幢高大的三层门楼。南北朝时的城门楼有三层的也有二层的。隋代洛阳则天门的城门楼是二层的。自唐至元，城门楼则多为单层。明初以后，才又出现了二层以上的门楼。至于城门道，唐以前都是过梁式的方首木构城门。宋元时，由于要增大城门的跨度，在木梁两端加斜木（排叉柱）支撑，于是构成了三边形的门顶。在山西芮城元代永乐宫壁画、山西繁峙金代岩上寺壁画中，都能看到这样的城门。但由于火药的使用，木构门道防火性差，从而自南宋以来，逐渐将“卷水窓”（即城墙底下的拱顶涵洞）和南方在城墙上筑水关时的起券技术用于陆上城门。券顶门道最早的图像见于南宋纸币“行在会子库”铜版上的临安城图及桂林鹦鹉山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石刻桂州城图。最早的实物则是元上都城门和正定阳和楼。及至元末明初，这种城门就大量出现了。

二 攻 城

在古代，，也是财富的聚集之处，所以成为争夺的重要目标。城的入口是城门。门一般为木制，闭门后用大木将门闩住。竖着闩门的木柱叫“植”，横的叫“关”。它们不仅粗硕，还用铜、铁箍加固。即《墨子·备城门》所说：“门植、关必环锢，以锢金若铁之。”攻城时，城门首当其冲，故称攻城门曰“犯门斩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继而，攻打城门也可以简称为“门”，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晋侯围曹，门焉，多死。”记载的就是一次攻打城门的战役。城门既然常遭到攻击，乃成为防御的重点，同时对方也必然设法增强攻门的力度。在这种形式下，西周时发明了冲车。《诗·大雅·皇矣》：“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毛传：“冲，冲车也。”冲车是在车上安装大木杆，由多数士兵推车撞击城门。但这只是西周的情况，到东周以至西汉时，冲车的构造又有所改进。《墨子》中有讲“备冲”的篇章，惜已佚失。西汉时如《淮南子》高诱注称：“冲车，大铁着其辕端，马被甲，车被兵，所以冲于敌城也。”因知这时的冲车已在前端装有铁制的撞角。由于撞角极具威力，所以后来冲车又名撞车。《新唐书·侯君集传》：“贼婴城自守，遣谕之，不下。乃刊木塞堑，引撞车毁其堞。飞石如雨，所向无敢当，因拔其城。”在宋代的《武经总要》中刊有“撞车”的图像。

《武经总要》中的“撞车”

《武经总要》中的“车梯”

城门易守难攻，于是翻逾城墙又成为攻城的手段。早在西周时已出现了攻城之梯。上引《皇矣》中提到的“钩援”，就是顶端装钩可攀附住墙头以便战士登城的梯子。由于它很高大，也叫“云梯”。不过云梯不够灵便。《墨子·备梯》说：“云梯者，重器也，其动移甚难。”唐代加以改进，出现了“车梯”：“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牙有括梯……飞于云间，以窥城中”（《通典》卷一六〇）。南宋时，车梯又改进成“对楼天桥”。《开禧德安守城录》说：“虏以步骑入景陵门，布阵周密。有对楼天桥，高与城齐。桥上以木为过道，约广一丈，其长倍之。”进攻的一方可从桥上越过城墙。还有一种就地取材、积弱成强的战术是在城外堆土，使与城齐，以便攻城。即《墨子·备高临》所说“敌人积土为高，以临吾城”的老办法。不过这时守城一方可“于城内薄筑，长高于敌一丈以上，即自然制彼，无所施力”（《通典》卷一五二）。

无论用云梯、车梯或堆土成高台都极费周折。宋代攻城还有一条捷径，即用床弩将一排“踏橛箭”射进对方的夯土城墙内，士兵可攀缘箭杆迅速登城。不过这是一种出奇制胜的突袭之举，用此法登城的兵员不可能太多；如城上有密集的守军，则有点孤注一掷了。

如果不从城上翻逾，还可以从城墙底下挖地道，早在先秦时已知此法。《墨子·备穴》说：“敌人为穴而来，我亟使穴师选士，迎而穴之，为之具内弩以应之。”即以穴制穴。《后汉书·袁绍传》说：“绍为地道欲袭（曹）操，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北周书·韦孝宽传》说，当北齐攻打玉璧城时，于城南凿地道，“孝宽复掘长堑要其地道。仍饬战士屯堑城外。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也就是《通典》说的：“审知穴处，助凿迎之。”但如果不能“审知穴处”，不知道敌方挖洞之所在，还可以用“地听”侦察。这个方法也很古老。《墨子·备穴》中已经说：“令陶者为瓮，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瓮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唐·李靖《卫公兵法》也说：“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瓮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伏瓮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审。”这是由于敌方发出的音波会激发瓮体共振；它犹如用土法制造的声纳，简单而有效。

挖地道不仅用于穿过城墙，还可以用来破坏城墙。上引《韦孝宽传》说：“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罐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至唐代，李筌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攻城具》中仍说：“凿地为道，行于城下，因攻其城，每一丈建柱以防崩陷。复积薪于柱间而烧之，柱折城崩。”简直就把韦孝宽的做法当作经典性的战例来看待了。火药应用于战争后，穴攻发展成坑道爆破战术。1642年李自成攻打河南开封与襄城时，1644年张献忠攻打四川成都时，都曾使用过这种战术。一位佚名的目击者所写《纪事略》一书中，记下了1644年的情况。起义军先在成都北关外濠建立排栅，以避矢石。然后“于排栅外暗挖地道，直透城脚下。浚穴丈余，穴内填火药无数，将谨筑，中引药线出穴外。”进攻之前，将精锐部队埋伏在爆破地点附近。“听号一响，将穴外药线点着，穴内火药齐发。顷刻间城楼城墙一齐崩陷，砖瓦木石飞扬半天，响声震地，烟雾迷空。”张部遂乘势一举攻克成都。

《武经总要》中的“吕公车”

上述攻城门、逾城墙、挖地道和坑道爆破等攻城之法，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配合使用。但由于攻守双方面临的形势不断变化，故尚须指挥官适时作出判断。因为攻城之法实不一而足，仅《墨子》书中就举出了十二种：“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辒、轩车。”其中如蚁傅法实际上是一种人海战术，其余诸种大致亦不外上文介绍的各类。至宋代，在《武经总要》中还出现了不少攻城器械，如桥车、巢车、饿鹘车、搭车、杷车、扬尘车、擂木飞梯等。然而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和详明的战例相印证，其效能不很清楚。比如明代出现的吕公车，分五层：底层士兵管推车，二层、三层士兵持械凿城墙，四层持兵器攻城，五层直扑城顶。但从图中看，如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推到重兵把守的坚城之下，目标过分显著，守军会集中力量反击。明天启元年，奢崇明围攻成都时曾使用吕公车。《明史·朱燮元传》说：“忽自林中大噪，（奢部）数千人拥物如舟，高丈许，长五十丈，楼数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发仗剑，上戴羽旗。中数百人挟机弩毒矢。旁翼两云楼，曳以牛，俯瞰城中。”这辆吕公车虽来势汹汹，却过分笨重。守将朱燮元以巨砲“飞千钧石击之。又以大砲击牛，牛返走，败去。”奢崇明之吕公车的规模如此惊人，然而尚禁不起抛石机掷来的几发石弹。所以到了火炮称雄于战场的年代，这类攻守具便全都黯然失色了。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