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花鼓戏《包公断子》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

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曾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贵。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包拯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4]  ，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因父母年迈，包拯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几年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直到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才赴京听选，获授天长（今属安徽）知县。

历职有绩庆历元年（1041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他在任满一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庆历三年（1043年），入京任殿中丞。后经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于十一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 改任监察御史。

包拯又曾经建议说：“国家每年向契丹交纳财物（岁币），不是抵御戎人的计策，应该操练军队、挑选将领，致力于充实边境守备。”又请求重视门下封还驳正的制度，以及废黜贪官污吏不得做官，选择郡守县宰，推行考核试用补任恩荫子弟的方法。当时各道转运加按察使，他们上奏弹劾官吏大多指摘细小过失，注重苛刻严察相互标榜，官吏自觉不安，包拯因此请求免去按察使。

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包拯担任契丹正旦使，出使辽朝， 完成了使命。 回朝后，包拯根据自己在辽朝的观察，上疏建议朝廷挑选“素习边事”的将领守边，并重视代州（今山西忻州代县）的将领选择，以应对边境突发的情况 。此后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于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左右出京任京东路（治今河南商丘）转运使。

庆历七年（1047年）四月，改任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陕西转运使。

庆历八年（1048年）五月二日，包拯调任河北路（治今河北大名）转运使，六月二十二日，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 。秦陇斜谷务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征收索取；又七个州交纳河桥竹索的赋税，一般有几十万，包拯都奏请加以废除。辽朝在邻近边塞地区集结军队，边境州郡渐加戒备，命令包拯去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种，邢、沼、赵三州农田一万五千顷，一概用来牧马，请求把这些全都分给百姓。”听从他的意见。解州盐法规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经营管理，请求一概与商贩流通交换。

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受任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他多次论述斥责权贵得宠大臣，请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赐。又依次递上唐魏徵的三条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侧，作为借鉴。又上言天子应当明于听取采纳，分辨朋党，爱惜人才，不坚持先入为主的说辞，一共七件事；请求废除苛刻不宽厚的做法，抑制侥幸投机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兴建劳作，禁丘妖言妄说。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当时，张贵妃（温成皇后）的父亲张尧佐被任命为淮康军（治今河南汝南）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包拯一起奏论此事，认为应追夺对张尧佐的任命，或者选择宣徽、节度中的一个授予。最终，张尧佐辞去了宣徽使、景灵宫使之职。

皇祐四年（1052年）十月，除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 。曾经提议太平无事时把军队调到内地，没有答复。至此时，请求：“解除河北驻守军队，把他们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兖、郸、齐、濮、曹、济各郡，如果有紧急情况，没有误时的忧虑。如果说驻守军队不能立刻削减，请求训练民兵，稍加供给干粮，每年的费用，不到驻守军队一个月的开支，一个州的赋税，那么供给的人数就多了。”没有答复。数月后，转任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路安抚使。同年七月，调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钱做买卖，年累计亏负十多万，都上奏加以除去。因丧子请求任政务清简的州郡任职，遂改知扬州，又转知庐州，并加刑部郎中。

　　包拯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一千六百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幸，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70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

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权知开封府时，包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世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任三司使期间，包拯改变了过去的一些做法，以前，凡是各种封藏于仓库供皇帝用的物品，都从各地科派，造成百姓困难。包拯特此设立市场，公私实行公平买卖，此后百姓不再受到侵忧。原来司里吏员欠下金钱布匹，大多受到监禁，其中有些人往往逃走，就连带拘禁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像这一类情形的包拯都释放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