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建筑狂人”,坚持用破砖烂瓦做建筑,却美的像个神话(欧帕集团)

房子即世界

如果建筑学是对人生存空间的一种虚构，

那这种虚构就是和山石枯木一起虚构的。

而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说这段话的人就是王澍，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如今的他常常带着谦和的笑容，语调低缓，一身黑衣，十分低调，但谁又知道当年的王澍究竟是多么的叛逆。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

王澍还在东南大学读书。

大一时，他作为建筑系的学生代表，

去听了校长的发言会议。

当时的校长是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韩。

他在发言时说：

“你们不要迷信你们的老师；

你们的老师可能前一天根本没备课，

你要认真准备的话，

用三个问题一定会问到他台上下不来的。”

钱校长认为，好学生就应具备这样的心态，

而不是那种听话、只拿高分的学生。

也许是受了这样的指点，

使得王澍到后来越来越大胆。

、东南大学教授齐康，

都这样评价王澍，

“这个人有才华，但是呢，

有点个性，是个不守规矩的人。”

不守规矩只是一种委婉说法，

其实王澍这样的应该就是狂傲。

连他自己也说：“任何人都有叛逆期，

而我的叛逆期比较长。”

在大学时，他学的虽是建筑，

但涉猎广泛，无书不看。

半夜十二点，回到宿舍。

你会遇到抱着《黑格尔》坐在楼梯口的人，

也会在半夜三点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那个看书的人还没回去。

因为看的书多了，

他总觉得“老师讲的和我看的一对比，

八个字：肤浅、幼稚、保守、陈旧。”

大二时他就公开向老师宣布：

“没人可以教我了。”

然后便独自进入了自学状态。

大三时，他又公然向老师呛声，

提出为什么要画商业效果图的问题。

他认为那些基本上都是，

骗人的、纯商业的，

是博取甲方的喜好。

当时老师听了很愤怒，

后来事情闹大了，

他就带领一帮同学跟教授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

学院建筑系成立70年来，

第一次开禁，学生的作业，

从此可以选择自由表达。

在东南大学建筑所读研期间，

他也是学校顶尖的风云人物。

他狂得更加可以，写了一篇文章，

从梁思成一直评到他的导师，

把所有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大师，

一个个挨着评了一遍。

还放言：“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

我算一个，我导师算半个。”

直到毕业那会儿都不收敛，他写了篇论文叫《死屋手记》，影射整个学校的建筑系和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状况。论文答辩时，他把题目《死屋手记》贴满了墙，“不要贴啊，贴了论文通不过。”导师齐康劝他，但王澍仍旧不听。

这场答辩评委争论激烈，有的被气得发抖，用一位老师的话说，就是，“这学生也太狂了”。结果答辩虽然全票通过，但论文传到审查委员会手里，他们面子挂不住了，没给王澍颁发学位。

没拿到学位的王澍干脆选择了离开体制。1988年到200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届时中国正在大兴土木，对建筑师来说，他们的好日子到了。但出于王澍自身的文人气质，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种畸形的繁荣。

他评价中国的奢华建筑，是“驴粪蛋表面光”总而言之，他批判过整个中国建筑界。

于是他选择隐退。在杭州隐居了六年，他说：“我不想做东西出来祸害这个世界。”

这也许就是改变他一生轨迹的话，从建筑系毕业，他并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投入建筑设计工作，而是泡在工地上和工匠们一起从事最基础的手工劳动，闲暇时就读书练字，背着背包到处溜达，抑或坐在西湖边一整天什么都不干。

后来，王澍回顾这段时期解释说：“人生一世是很短暂的。我年轻时会站在街边看，指着街头行走的人，说这些人已经全部死了。可能很多人觉得我非常极端，算是一种孤独英雄主义吧，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状态，对存在、对真理、对人性要有一种追求，这样才会有力量支持你在年轻时走过人生很重要对一段旅程，也是自我实现和锤炼的旅程。”

在这12年里，

王澍没建一座房子。

但王澍也没闲着，

他说：“只有摸到最低的那张底牌，

我才有做东西的底气。”

他仍然坚持学习，经常行走乡间，

挽起袖子做着工匠活，

他说：“我要弄明白每一块瓦是怎么做出来的，

每一根钉子是怎么钉进去的。”

那个时期，

中国建筑师脑子里只有快和钱，

但王澍一直在思索：

到底该走什么样的路？

在这些年里，王澍还结了婚。

他和陆文宇的结合，

是一种完美互补，

“她是我的导师，遇到她之前，

很多人说我是出家当和尚的命。”

陆文宇就像是王澍的影子，

同为建筑师的她和王澍一起，

站到了中国建筑一线，

“认识妻子后，

我文人的孤傲被抹平了大半。”

妻子的影响使他对体制没那么反抗，

连一位老师见到他都说：

“你这个人变化很大，你一点也不酷啦！”

王澍问：“我原来怎么样？”

老师回答：“原来啊，你在东南的时候，

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

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

而是一把刀走过来，

那把刀带着寒风的，

大家都会不自觉地避开。”

2000年，他通过学习，

拿到了同济大学博士学位。

然后选择了到杭州中国美院任教。

一天美院院长许江找到王澍，

“想请你设计新校区，

但是预算很低。”

王澍回答，低预算和达到国际标准，

都没问题，但有一个条件，

我要求绝对自由。

得到了自由的王澍，转身就来到各个拆迁现场，收集了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然后让它们在新校区的屋顶和墙面上恰到好处的得以新生。这种回收利用，不但造价低廉，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中国风格。

然而象山校区一出生就饱受质疑。建筑师圈评价：这是杭州最难看的建筑。但老师和学生却这么说：“谈不上感动，但我就是愿意久呆。”“这是我见过的最无作息表压力的校园。”“就喜欢在这里小酌咖啡、秉烛神游。”

2006年，他又将这种变相的复原，

用到了宁波博物馆的设计上，

从建筑新区拆掉的30个村庄里，

回收了40多种600多万块废砖旧瓦，

然后作为建造博物馆的基础材料。

负责人对王澍咆哮：

“这是城市新中心，

用这么脏的材料建博物馆，什么意思？”

王澍据理力争，负责人摔门而去。

随后又是多次争吵，

但王澍都坚持了下来。

“新材料建成的房子是没有回忆的，

但我的这个房子是有回忆的，

它代表着真正的人类生活的历史。”

开馆之后，

原定每天3000的流量，

却连续三个月过万。

好些游客，指着墙上的老砖说，

这特别像我家原来院子墙上的。

王澍感动于这样的言语，

他一直追求的就是一种，

朴素、简单、纯真的，

不断在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与艺术。

2009年，杭州市政府找到王澍，请他主持改造历史上著名的南宋御街——中山路。在市政府开会时，有官员问他：“这条街就是一堆破烂，王老师准备怎么改？”王澍听了这话顿时感到生气，对着市委书记说：“过去20年杭州市中心的建设，才是整个一堆大破烂。恰恰是这条街看上去破，但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影子。”

接着王澍提出了自己的3个条件：

时间至少要3年，

之前还要给他半年的时间调研；

原住居民不能迁走，

要保持沿街生活场景的真实性；

绝不做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保护性拆除”。

会议结束后他去上厕所，

几个官员也跟着他进去，

说：“王老师，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市委书记说话，

你是第一个。”

最终，王澍的“另类的坚持”胜利了。

杭州中山路24米宽的街面被缩窄到12米，

没有动迁一户居民，

原地改造所有老旧建筑，

同样再现了南宋御街的繁华胜景。

如今的南宋御街已成为杭州著名景点。

重建后的它，

保留了宋元、明清和民国建筑，

中西方的建筑在这里浑然一体。

对于杭州来说，遇到王澍，

是这座城市的幸运。

对于自己的原则，王澍从不妥协，

他将自己视为城市的清理者。

他说，“这件事证明，

虽然中国城市大的结构现在已经非常糟糕了，

但是局部的改善还是可能实现的。

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

就是一块一块地收拾，

一点点改变中国城市的现状。”

王澍这个非主流设计师，终于以他的“另类”开始绽放光芒。2011年，他荣获法国建筑学院金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国际建筑学界大奖。2012年，他荣获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建筑学界“诺贝尔奖”。

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这样评价王澍，“他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这也是除他选择建材的环保理念外，《时代》杂志最赞许他的理由：“中国建筑的未来没有抛弃它的过去。”

获奖前，

对于王澍的建筑国内的质疑声最多，

获奖之后人们的怀疑少了一半，

王澍似乎也一下子火了，

各种邀约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但王澍都不会马上答应，

他的工作室有一个规矩，

一年只接两个项目，

其中一个还必须是乡村项目。

之后大家开始盯着王澍，

看他又会做出什么大手笔。

但没想到他却一头扎进了浙江农村。

谈起原因他说：

“城市大拆大建，

使建筑文化的传承没希望了，

仅剩的一点种子在乡村，

我希望它还能发芽。”

“浙江一些古村落里，有一批具有很高建筑水平的江南民居，但城市建造风气已经进入乡村，农民都向往高楼洋房，这些民居难逃被拆的命运。老房子就是活着的历史，历史都没了，还有什么根基？”所以，王澍想把这些民居保存下来。

王澍记得那是2012年，他在富阳的村子里转悠时，遇到了洞桥镇大溪村的村支书王荣华。那时，王荣华正指挥着一辆铲车，拆除村里的一幢老屋。王澍激动地跑过去，大声喊停，陆文宇则一路跟着小跑，拦下了王荣华手中正在挥动的小旗子。

“要是不拆掉，老房子留着做什么用？”王荣华的一句反问倒是激发了王澍的信心，他拍了拍王荣华的肩膀：“你等等，我来想办法！”

恰巧，

富阳市政府想请王澍，

设计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

从不轻易接项目的王澍一口答应下来，

条件只有一个：

要在洞桥镇文村、大溪村一带，

做乡村民居的整体规划。

2013年，离富阳城区约50公里的文村，也是洞桥镇的西南偏僻山村。当王澍选定这里率先进行省级“美丽宜居村庄”试点项目时，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选文村？浙江范围内，比文村基础条件好的村庄多得是！”

王澍自有理由。在此之前，他已经到过文村多次，这个处于山区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小村，有40多幢来自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它们沿溪而建，采用当地常见的杭灰石建造，每块石砖保留着不同的纹理，看似信手拈来，却又严丝合缝地契合在一起，这让王澍感到震撼。

农居房改造是建筑界最大的难题，

除却技术上的难度，更难的是沟通。

起草设计图的时候，

他就遇到了很多分歧，

挨家挨户询问的过程中，

王澍感觉到，

村民们对他有些抵触。

这样的抵触让他有些发愁，

因为一个屋檐，都可能招来村民反对。

从不低头的王澍，

为了保存下古民居，终于低下了头，

又逐一向村民们征求意见。

有的希望厨房大点儿，

有的要停车库，

有的要加上柴灶和农具室。

“只要他们有新的要求，我就马上改。”

王澍一边倾听意见，

一边又遵循修旧如旧原则，

说服村民使用杭灰石、黄黏土和楠竹，

最后他设计了8种房型，

随村民自由挑选，

村民们一看，觉得好看又实用，

终于高高兴兴地接受了。

在王澍策动下，

14幢“新民居”在文村诞生了。

令王澍万万没想到的是，

文村很快就火得一塌糊涂。

元代黄公望有幅名画叫《富春山居图》，

这幅画画出了富春江两岸的诗意生活。

而王澍打造的文村新居，

则被喻为是“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一批批城里人不辞千里来到这里，

就为享受一下这个“富春山居新民宿”。

而更令王澍开心的是，

文村人也开始重新考虑古村的未来。

不但将水泥路还原成了青石板，

还恢复了古民居的水利枢纽。

文村对王澍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我打算花10年时间，

根据各地不同建筑风格，

打造七八个风格迥异的民居样本。

就像文村这样，既有浙江味道，

也有中国建筑的特点，

还有推广价值，能传下去。”

王澍说着眼里一片晶亮。

从他的眼中，

我们能看到两样东西：

一份毫不将就的艺术，

一份为理想低到尘埃里的甘心。

王澍也常用这句话勉励自己，

“我不是在造一个房子，

而是在建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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