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景德镇陶瓷之红店轶事(一)

景德镇从汉代治陶至今，窑火生生不息，不但烧造出美仑美奂的陶瓷精品，更创造出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今天的景德镇要打造出一个“经济重镇，旅游城市，特色瓷都”，而且还要注重“历史的挖掘，文化的弘扬和人文的传承”。可以说，今日瓷都不仅产业发达，而且文化品位越来越浓，历史的积淀愈见深厚。

前不久笔者在景德镇商厦的西北面，看到一大片区域在改建和装修。临近莲社路的路口竖立起一座石碑坊，上写着“红店街”三个字，细打听才知晓，这是市委、市政府根据有关部门的计划、专业学者的建议和市民们的强烈要求，新开发的一个集艺术品交流和历史遗迹的利用及人文发掘和旅游资源整合，着重向民众和游客展示古代景德镇瓷上彩绘的工艺和人文历史，是对古窑、御窑、民窑的有效补充。

景德镇对陶瓷生产主要过程中三类操作者分别有不同的称谓，泥胎制作的叫“坯坊佬”、瓷器烧造的叫“窑里佬”，而釉上彩绘的叫“红店佬”，不过说到这里，这里倒有个疑问，为什么彩绘叫“画红”？工作场所叫“红店”？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和原委吗？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红店”的定义。红店是肇始于明代嘉万年间，以釉上彩绘为专业的家庭式的作坊。为什么这么说昵？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著的《醒世恒言》第三十四章回里，讲的是发生在景德镇“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的市井话本的故事：文中说：“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码）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磁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户。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磁器，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里巷里，开一邱记红店，尽可度日有余。”

冯梦龙是明代江苏吴县人，曾任寿宁知县。历经万历、天启、崇祯朝代和清代顺治。其《醒世恒言》成书于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文中首现“红店”二字，可见景德镇红店已成规模。所以笔者认为红店是创始于万历至天启年间的民营作坊，这是其一。第二，为什么叫“红店”？“红店”在明朝之前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辍耕录》说的，元代“国朝尚白，以白为吉”。这是蒙古人的民族审美观；二是元代瓷器是釉下青花和刻划、色釉瓷，没有釉上装饰的瓷器；三是由于元代建立的“浮梁瓷局”采取的是“工奴制”，陶人窑工都没有人身自由，不可能有彩绘自主的个人作坊出现。而明朝是汉人朱元璋开国的，他首先是恢复汉制。汉人则以红为吉，视为吉祥、兴旺、喜庆的色彩其建立的国号不也以“洪”谐“红”为洪武吗？这实质上不仅代表了汉族人的审美意识，而且实际上，从明代开始，景德镇创烧了不少以铜红釉为主的“祭红”、“霁红”、“积红等多品种的红釉瓷。尤其是明代成化年间兴起的“五彩”瓷把釉下青花与釉上红彩相结合的装饰技法，更突出了代“以红为贵”的权贵之色。所以我说红店兴于明代成万年间是有史实为根据的。“以红为贵”的确是汉族人最喜欢的吉祥色，那对“红店”、“画红”、甚至是画工常用来烤花用的“红炉”的理解，也都顺理成章了。

其次，再说一下第二个关键词的“釉上彩绘”，明代之前是没有釉上彩的，只是到了明代成化朝以后，才先后有五彩、斗彩、清代的康熙五彩、珐琅彩、粉彩等釉上装装饰彩类的不断丰富，才有了红店的逐渐的形成和发展。红店是随着釉上装饰的增多而顺势发展起来的。那明代五彩瓷的出产与红店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明代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在景德镇设立了“御器厂”，专事宫廷贡瓷。在这个官窑内，生产部分的建筑，是分“作”而建的。“作”相当于现在的车间，那时共分二十三作，其中就有画作、写字作。但这里的画，仅指青花，写字作仅制底款和名堂款。而五彩瓷的装饰就类似依赖“厂外加工”的形式完成，即由御器厂把需要加以釉上装饰的瓷器指定专人在一定的地方，按一定的规划、一定的工艺要求完成，这就顺势产生了官窑画作以外的绘瓷场所和专业人员，这个场所就叫红店，这个专业人员就是红店佬。这就是说，初期的红店，是由官窑“发彩”，民间自立的生产组合形式。它的组合人员往往是家庭式的，实行的是传统的师徒制。景德镇陶瓷工艺人才的培养，一向是以“师传父授”为丰要形式。所以，红店内的人员组合，除了个别勺直属亲戚外，大多是招募小青年为学徒。

那么，学徒在红店的待遇是怎样的？笔者又提出了疑问。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徒向来是“学三年、帮三年，身上无有半文钱”。开始就是做家务，帮师娘家里店里干些杂事、重事，基本上就是“家奴”。三年中能“偷”学到师傅的一点半节的技术，那还算是幸运的，这就是俗话中的“偷艺”。有些学徒非但没学到艺，反而累倒了、病倒了，师傅是不负责任的，往往是把人往社公庙一丢，就生死由命了。好不容易熬过三年的，根据契约，还要无偿地帮助师傅三年，这实际就是一个不拿工钱的长工。过了三年，有心计的要借“出师酒”乘机“出家”，所谓出家，就是离开师傅，另寻他处。如果你学的技术过硬，胜过同门的师兄弟，师傅会再三挽留，但必须“出家”三天以上再“返聘”，这样一来就可以拿同等技术的工钱，二来待遇也上升了，三来外界也另眼相看了。听老一辈人说：“偷艺”是基础，“出家”是关键，勤奋是根本，聪明是秉性。这是很有道理的。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红店师徒制的封建意识。

红店的产生和发展，在明清二代，基本上是随着官窖的需要而衍生的。他们为官窑加工彩绘瓷器，就是严禁私下复制生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红店的业务范围也受到了限制。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作为清王朝象征皇权的御窑厂关门红店的规模和业务范围反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这是因为原属官窑的陶瓷彩绘工匠也纷纷开起了红店，丰要以生产、复制明清贡瓷的仿古瓷：这就是史料中称之为“旧同式红店”。

那么，既有“旧式红店”，那必定也有“新式红店”了？民国时期有个叫向焯的记者在《景德镇陶业纪事》中，有这么一段记述：“红店为完成瓷器之工场，镇中不下四五百家，名为红店。初无工场形式，不过一家工业而已。镇上居民，但便粗谙彩绘，购入白胎，数十元即可工作，而阖家之人，皆可以是为业，或乳拌、或填彩，妇孺老幼，各可尽其一部分之力焉。所制瓷器，或琢或圆，或小古、或佛象，各占其数与士不广同。所雇彩工，多属匠派，艺术初无可观。”其后又说：“镇中红店多属旧派，近有瓷业公司，及新式红店数家，从事改良，花样新奇，成绩昭著。至于旧点则有数十年前之花色，至今如故者。

此等店居，尚属多数，看来还是旧式红店多，而新式红店少。但是新式红店的生命力是十分强盛的。向焯所说的新式红店，就是文人派绘瓷画家的画室。一九二0至一九三0年前后较有名的景德镇绘瓷艺人如王琦、王大凡、汪大沧、张志汤毕伯涛等人。他们都是自设画室接写瓷器的。例如王琦的匋匋斋，王大凡的希平草庐，刘雨岑的饮冰斋，程意亭的佩古斋，汪野亭的平山草堂，田鹤仙的古石斋，张志汤的亦匋斋和徐仲南的栖碧山馆等等。这些新式红店大多聚集在景德镇的珠山附近，一九二八年王琦等十人组成了“月圆会”，后人雅称“珠山八友”；珠山八友是新式红店的杰出代表，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珠山八友开始，三十年以后，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影响，景德镇瓷器销路受阻，窑业处于萎缩状态，红店逐次减少，彩瓷产量下降。一九一九年向焯说“红店镇中不下四、五百家”，到一九四八年的江西省政府统计处《景德镇瓷业调查报告》说“目前（民国三十六年）彩瓷红店登记有二五二家，未登记者尚有一百余家。战前有七百余家，相形之下颇为衰落。但不管怎么说，红店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毕竟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要不，为什么许多卓有影响的瓷画艺术家，都自称为“红店佬”出身呢。在清代，尤其是在清末民国初年，许多客居景德镇的文人画家，都转事陶瓷彩绘，如四川的周小松，安徽的汪晓棠、王少维等等。他们的画室有一个特别的标记，他们临街的画室中的木制床棂图案上，往往有冰棱纹，这就标明他们是秀才出身的文人，所谓“寒窗读书，陋室作画"以比兴的手法，表明他们的出身和资质。

 
他们临街的画室中的木制床棂图案上，往往有冰棱纹，这就标明他们是秀才出身的文人

如果说红店人以图案的纹饰寄寓了自己的境遇，那更多的红店人却以另一种物化的形式表明自己的价值观。曾在红店街的照壁上看到的是一个仿铜钱纹的大造型，上面分上下左右镌刻了四个字，是“隹、五、矢、疋”。这四个字都借用了铜钱中间的方孔，连起来就是“唯吾知足”四个字。这不正体现了他们对金钱“唯吾知足”的价值观和豁达明世的生活理念吗？

唯吾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