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往事如烟!关于窑北坡老队长何书祥的记忆!

连续几天的秋雨带着丝丝凉意，从朦胧的天空浮动的云层中，飘然而下。昨天夜里又听雨里夹杂了风的怪叫，今天早上让人突然感觉进入了初冬。现在夜深人静了，可是窗外的秋雨，仍在轻轻地敲打着楼外的地面、雨棚、树木，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一种凄凉的气氛油然而生。就在这场秋雨里，我接到了老家人传来的音信：老队长何书祥去世了！

我们窑北坡自然村（第一组）有人口大约400口，有三大姓，其中刘家也就是我们家族人口最多，几乎占全自然村人口的一半，主要住在我们村中间。

村东头住着赵家，存西头住何家。他们俩个家族的人口合起来大约不到200人。其他杂姓不多，我感觉就3户张姓何一户朱姓。

何书祥是抗美援朝的老英雄，在我们村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从土改开始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我们自然村的负责人。从初级社、高级社，再到生产队，后来成立村民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我们自然村的负责人。对何书祥的印象集中在我小时候，当然很多都已经忘却或者记忆模糊了，但是有几段记忆却十分深刻，至今让在脑海里像电影一样时不时的从眼前略过。

【一】建设砖瓦窑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农村实行的是大集体经济，每天村民集体出工记分，打收获季节开始分粮食生活。由于很多人出工不出力，导致生产效率地下，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很多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甚至连盐钱都没有，更不用说零花钱了。对此，作为生产队长的何书祥非常着急，。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报大队党支部批准（当时我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决定建设集体所有的砖瓦窑，并且还是比较先进的转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以前，如果你行走在乡村的道路上，有意或者无意中都可能看见砖瓦窑。

老式的砖瓦窑像一个圆形的大土堆，土堆上四周有多个烟囱通道，土堆内部实际上空心，有很大的空间，好像天井一样，从外部土堆往顶上上去，中间是一个大坑，跨过大坑，到对面边沿，砖瓦窑的中间最大处直径有五六甚至七八米多，往上渐次收索，慢慢地小了，到了顶端，只有筛子大小了。我们家盖老房子的时候曾经请人自己烧过一窑砖瓦，但是烧了几天后，开始湮窑，就是每天担水到砖瓦窑顶部倒水，以便让烧成的砖和瓦变成青色而不是红色（过去不流行红砖，所以必须通过湮窑把砖瓦变车青色砖瓦）。记得那时我和大哥二姐一起担水担了几天，最后累的差点晕过去。

这样的砖瓦窑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逐步消失。现在几乎看不到这样的砖瓦窑了。

今天，古老的砖瓦窑产业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新型建材产业，这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然而，历史流传下来的传统的砖瓦生产方式，至今我仍难忘怀。

大集体年代是严禁搞资本主义的，甚至当年我们家养蜂也被人告发，最后母亲含泪处理掉了所有蜜蜂。但是如果为了集体经济，当年也允许搞一定的类似企业一类的实体。我们窑北坡砖瓦窑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筹建的。

那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作为生产队长的何书祥和副队长赵九长等人，决定上当时最新式的长条形转窑。嵩县当年没有成熟的经验模式，于是，他们一行几人，不辞劳苦，千里迢迢跑到江苏学习，后来还在江苏请到了一位烧窑师傅老崔。
他们回来后，按照老崔设计的图纸，开始建设这个当年最先进的转窑。为了节省资金，当年建设这个长条形砖瓦转窑全部有我们村民组义务工形式建设完成。很快我们村的砖瓦窑就建成了。

当年我的年龄大约10岁，经常跑到新建成的砖瓦窑玩耍。记得还在刘秋生等几个小伙伴的怂恿下偷过烧窑师傅老崔的半瓶酒，喝后也不知道是醉了，回家碰到门框上起了一个大包。

我不知道当年为什么人们不要红砖只要蓝转（或者叫青转），当年烧砖瓦，各个程序全部走完（包括湮窑）后，出窑时看到的是一片青砖青瓦，就是烧制成功了，但是如果看见的其他颜色，就是烧huao坏了。

我们村民组的这个砖瓦窑就是这样，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努力，出来的第一窑货全部是红砖（今天想想应该是很好的颜色，但是当年却看不顺眼，认为烧坏了）。当时村里的人大失所望，都认为这个烧窑师傅不行。

老队长何书祥那些天几乎经常在砖瓦窑上，帮助老崔寻找问题，等第二窑出货时，再次出现了大问题：全部窑里烧制的砖瓦都成了花里红。

两窑烧制砖瓦失败，失望的悲催情绪立刻笼罩全村。但是何书祥没有气馁，他和师傅老崔昼夜不停的寻找问题，继续开始烧制第三窑。
然而更大的责难却在不经意间来了：那天我在砖瓦窑附近玩耍，突然听到轰的一声，砖瓦窑塌了……老崔被埋在了砖瓦窑里边。

后来老崔被扒了出来，尽管命保住了，但是也严重受伤。当年我们窑北坡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来讽刺我们村民组办砖瓦窑这件事：北坡人，老想发；建转窑，真抓瞎；一窑红，二窑花；三窑塌的光塔塔。
然而，三窑后，已经死里逃生的老崔还是在老队长何书祥的支持下，最终把青砖烧制成功。
至今，我都在脑海中浮现浑身是灰连眉毛鼻子都看不清的何书祥背着浑身是血的老崔从我面前跑过的身影。总在想：那时的何书祥身体怎么那么健壮?他的精力怎么那么旺盛?

【二】强逼我上工干重活

14岁那年，我以何村乡第一名全县第5名的成绩考上了嵩县一中，当时我的名声在村里一下就大起来。然而，从没有出过门的我到学校开始不适应了，后来因为和一个姓苑的同学打架逃学，开始厌学。最后自己竟然开始装病，说自己是脑神经衰弱，要求休学。为了欺骗父母，自己挖空心思的“表演”，终于我如愿以偿。

我欺骗父母休学的事情，开始父母说有怀疑的，但是因为爱子心切，像天下所有父母一样，对子女的爱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所以对我所谓因“病”休学，他们还是表示了认同。

那时是1979年，农村还没有实行大包干，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干活依然是大呼隆，集体经济几乎被掏空。那时的农村实行的是工分制，也就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要安排农活，社员出工干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进行分配，分粮、分钱。当时大人每天是记十分工（早上2分，上午4分，下午4分），而刚刚下学的人开始每天只记2.5分工（早上0.5分，上午1分，下午1分）。那时分配按照一部分平均，作为基础，另一部分按照出工多少分配。劳力多的是长工户，劳力少的是欠工户。年终欠工户要给长工户拿钱，当时每个工（10分）值大约9毛钱。我们家兄弟姐妹多，一直是欠工户。

我休学后，曾经对何书祥表露了不想再上学的想法，不料他却对我父亲“告密”了，现在想想这个“告密”确实告的好，否则我的一生将会改变。不过，何书祥和我父亲俩老头子不知道如何密谋，很快，我就吃到了苦头。

休学后，我要求生产队给我评工分，何书祥说，你刚刚下学每天就是2分半。也就是说不提早上我每个半天才1分工。

当时我们生产队在大河滩（就在今天双语学校那一片）还有不少地，在开始种小麦前，要犁地和耙地，但是就是犁后还有很多大的土坷垃，需要我们挣工分的人去敲碎，之后在耙地，最后种麦子。在一个天气已经比较寒冷的早饭后，何书祥安排我和俩妇女一起跟着我们组的牛把子何伯伯（我们村何留三他父亲，忘记叫什么了）去打土坷垃。于是满心欢喜的我就拿去锄头跟着他们去大河滩了。

那天 早晨，大雾漫天，整个眼前都是白茫茫一片。浓浓的晨雾像一块巨大的白布把天和地都裹住了，远处的群山树木和伊河河流全看不见了。一阵寒风吹来，树叶被吹得飘舞起来，飞舞着、旋转着，树叶沙、沙的声音像一首初冬曲，让人感受到了冬天的冷意。
我们到大河滩我们生产队的地里，先看何伯伯套牛，之后开始犁地。在他“哒哒”“咧咧”的吆喝声中，牛缓慢的行进着，我们三人开始跟着打土坷垃。当时那种新鲜感很浓，我打的很快，但是质量不高，那俩妇女跟在我后边“补充”，把我打的不碎的坷垃继续细化。

在干活的时候，那俩妇女喊我慢慢干，悠着点别累着。但是我却一直很兴奋的劳动着，没有听她们说的话，很快我就浑身是汗，不得不停下了暂时休息一会儿。但是刚刚停下不久，身上的汗水变凉，马上就感到了刺骨的冷，加上何伯伯犁出来的地越来越多，我无奈还要继续打坷垃。期间，一个干活的妇女说要回家给孩子喂奶，我们的打坷垃队伍就变成了我们俩，实际上她们俩其中一个就是牵牛的，打坷垃本来就是俩人，走了一个，另一个妇女还要牵牛，打坷垃实际上就成我一个人干了。

突然感到手痛，发现手上居然起了血泡。我气的扔下锄头，坐在地里，一直想忍住的泪水不争气的啪嗒啪嗒的流了下来。恰好这个时候，我看见老队长何书祥过来了，他看见我正在地上休息，又看看已经犁出来的一大片没有打碎的土坷垃，就开始对我吆喝，说你的速度怎么这么慢啊？无奈之下，我只好强忍住手上的疼痛继续干活。

中午回家，我哭了，母亲帮我包了一下就没有再说什么。父亲说我：你是一天的活，既然队长已经派活了，不能连一天也干不到头，下午继续去吧。

那天下午，和我一起打坷垃的人变成了男劳力，我的活相对轻松了一些，但是还是累的我精疲力尽。那天晚上，我在心里几百次的骂何书祥，骂他给我派的活太重。腿痛腰酸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农民的辛苦。我也终于理解了“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其实，我干重活就那几天，现在想想其实那是我父亲和何书祥两个人的“阴谋”，目的当然就是让我知道不好好学习，当农民的辛苦。想想他们俩也是用心良苦啊。

正是因为何书祥对我这样的“狠”，才让我知道了农民的艰辛和苦楚。也让我从最朴素的体验中，坚定了我必须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的信念。所以，我也应该从内心深处感谢何书祥，感谢他和我父亲的配合，感谢他在我人生关键时刻，给我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教育课。

【三】何书祥的桥头故事会

小时候，也就是六七十年代，那个年代初期的乡村，没有改革开放，根本不存在外出打工，大部分的壮年劳动力都留在村里，从事农业耕作与收获，传统乡村的世俗味道颇浓。那时候的天很蓝，夜很静。在宽阔的夜幕之下，我们的父辈们就聚在村西头桥头，当然自然要聊聊田地里庄稼的收成，或者聊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当然最让人开心的是听何书祥说“瞎话”，也就是讲故事。

何书祥一直是桥头故事会的主角，那个年代乡村孩子年少时的生活虽然缺少很多东西，但是摸鱼捉虾，吆鸡撵狗，自然还包括夏夜照灯逮马知了这档子事我们也让大家乐此不疲。乡下的物质生活是匮乏的，乡村的视野也是狭窄的，但我觉得好像生活的乐趣却从来不曾缺少过。但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电脑，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非常匮乏，因此听何书祥讲故事，就成了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

于是 每天晚饭后，我就早早跑到村西头桥上等何书祥，还有几个和我一样的“瞎话儿”迷一起催促何书祥赶快开始。何书祥在故弄玄虚后，就开始给我们讲那些神神奇奇的老故事（我们叫说“瞎话儿”），于是我知道了《王捣蛋》的火龙单、千里驹万里哼，《梦先生》的离奇和巧合，听到了充满聊斋里鬼怪和画皮恐怖，第一次听说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那时他还讲到了岳飞的精忠报国，还有一些劝人为善的故事，听得我们频频称道。

转眼几十年过去，这个世界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老家土坯房的农村现在已经焕然一新，变成了城郊，一街两行的楼房鳞次栉比，宽阔的马路早已经代替了狭窄的老洛栾公路。原来村西头的小桥也变成了宽敞的街道，我们那时后听故事的桥墩已经铺设上了漂亮的人行道红砖。当初少年的我现今已年过五旬，而当年年富力强的何书祥也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岁月就这样流逝，人也是这样一天天老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许很快我也要老去，记忆里很多东西在模糊，但是有些事，有些人你却不会忘记，就像何书祥和他做过的事情一样，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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