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 近现代浙派印风在上海的传承与衍变 张遴骏

近现代浙派印风在上海的传承与衍变

■张遴骏

　　清乾隆年间，杭州丁敬开创浙派印风，“兼采并骛，远师秦汉，而不废文、何”，力纠妍媚、纤细的时风，蒋仁、黄易、奚冈师法丁敬，世称“西泠四家”。而后陈豫钟、陈鸿寿师事黄易，赵之琛师事二陈，钱松自汉印入手，继而师法丁、蒋，后世称此四人为“西泠后四家”，或称八人为“西泠八家”。浙派篆刻师法秦汉，博采众长，用刀多以切刀为主，线条波磔起伏，篆法参以隶意，方折古雅，不仅风靡当时印坛，而且流风延至晚清、民国一直到当代。

　　上海开埠以后，书画市场的繁荣和经济交往的发展，使印章的需求大大提高，也吸引周边地区的篆刻家进入上海，在上海形成庞大的篆刻家群体，成为全国近现代篆刻发展的重镇。这些篆刻家很多受到浙派印风的影响，有的固守浙派印风，多以浙派面目创作；有的初受浙派影响，后衍变成其他流派；也有的从浙派篆刻入手，后参以其他流派，形成浙派新军。

　　一、固守浙派印风，多以浙派面目创作的篆刻家

　　受晚清浙派印风的影响，，一部分印人虽然也有汉印古玺风格的作品，但多以浙派面目创作。有的印人传世作品不多，但致力于建立印学团体、收藏整理印学资料，对印学的贡献极大。

　　吴　隐（1867～1922年），原名金培，字石潜、遯盦，号潜泉，浙江绍兴人。他的传世作品带有浙派的烙印。吴隐对近现代印学的贡献更在于整理出版了大量印谱和印学著作，还设立了上海西泠印社，将经营所得资助西泠印社的活动，为印社的发展出力尤多。

　　褚德彝（1871～1942年），原名德义，避宣统讳更名德彝，字松窗、守隅等，号礼堂，又作里堂，别号汉威、舟枕山民等，浙江余杭人。篆刻取径浙派，精研秦汉印，所作挺秀苍劲。

　　高时显（1878～1952年），字欣木，号野侯、可庵，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精鉴定，富收藏。篆刻于陈豫钟有深契，秀雅可爱。曾云“徽、皖之气见于面，而吾浙尚含蓄从容大雅，非皖工所能别”。

　　丁　仁（1879～1949年），原名仁友，后改名仁，字辅之，号鹤庐。浙江杭州人。富收藏，尤以西泠八家印作为多。刻印结体、用刀深受浙派影响。丁仁发起创办西泠印社，辑拓《西泠八家印选》、《杭郡印辑》等，为后人的印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高时敷（1886～1976年），字绎求，又字弋虬，号络园。浙江杭州人。工篆刻，取径浙派，作品工稳端庄。富收藏，精鉴别，辑有《乐只室古玺印存》、《乐只室印谱》、《次闲篆刻高氏印存》等，并与丁仁、葛昌楹、俞人萃合辑成《丁丑劫余印存》。

　　武钟临（1889～1949年），浙江萧山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字如谷，号况闇。善书，工篆刻，服膺丁龙泓，因名所居曰拜丁馆，其印受陈豫钟和汉私印的影响更大。

　　张石园（1898～1959年），又名入玄，一字蔼如，又号麻石翁，江苏武进人。擅山水画，对金石学也颇有研究，流传的篆刻作品多为浙派风格。

　　二、初受浙派影响，后衍变成其他流派的篆刻家

　　近现代上海印坛流派纷呈，其中不少印人先从浙派入手，而后再广涉博取其他流派，形成新的流派或风格。如方镐曾学浙派，后师事吴昌硕，能为师代刀；赵叔孺既精于浙派创作，又对元朱文创作进行探索，指点陈巨来专攻元朱文；又如方介堪初学浙派，后又在玉印和鸟虫篆入印等方面颇有建树。

　　方　镐（？～1906年），字仰之，号根石，江苏仪征人。篆隶刻印初学同乡先贤吴让之，有“虎贲中郎”之誉，又学西泠诸家，后师事吴昌硕，钝刀硬入，走刀爽利。

　　童大年（1874～1955年），原名暠，字醒盦，又字心安，一作心龛，所居曰安居、依古庐、雪峰片石草庐，上海崇明人。篆刻取径甚广，浙宗皖派之外，古玺汉印、砖甓陶文皆能为其所用，虽未专习于一门一派，但其印气韵生动，合古融今。

　　赵叔孺（1874～1945年），浙江鄞县人。字献忱、叔孺，后易名时棡，号纫苌，晚年自号二弩老人。民国后，隐居上海。篆刻遍学各家，兼浙皖两派之长，学赵之谦所得尤多，又擅宋元朱文印。又是一位成功的篆刻教育家，近现代印坛的许多著名篆刻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张鲁庵（1901～1962年），字炎夫，号幼蕉。浙江慈溪人。西泠印社社员。精篆刻又以善制印泥名驰遐迩。张鲁庵自幼喜爱篆刻，曾从赵次闲入手，学习西泠诸家，后又钻研皖派，对邓石如临仿尤多，遍摹散见于各谱中的邓印100余方，编成《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

　　方介堪（1901～1987年），原名文榘，后更名岩，字介堪，以字行，所居曰玉篆楼，浙江永嘉人。先从浙派入手，经多年研习，具老苍之趣。又独钟玉印，将鸟虫篆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为近现代上海印坛开一生面。

　　叶潞渊（1907～1994年），原名丰，字仲子，又字潞渊，后以字行，江苏吴县人。治印初宗浙派，尤酷嗜陈曼生，后取法于古玺汉印，旁及邓石如、赵之谦，博涉商周金文、两汉碑额、镜铭、泉币、封泥、砖瓦等印外文字意趣，融会贯通，自成体貌。

　　三、从浙派篆刻入手，融入其他流派，成为浙派新军的篆刻家

　　清末民初，浙派风靡一时，有一些浙派印家墨守成规，将西泠八家的风格程式化，使浙派印风出现僵化、刻板的倾向。而一些有眼光的浙派篆刻家们在这一时期不断探索，吸收各流派的长处，融入自己的作品，其中王禔、唐醉石等创出了既保留浙派特征，又有别于西泠八家的印风，被后人称之为浙派新军。

　　王　禔（1880～1960年），原名寿祺，字维季，号福庵，斋名麋研斋。浙江杭州人。篆刻创作宗浙派，后又益以皖派之长，上究周秦两汉古印，自成体貌。王禔的印风以整饬为主，兼具苍老浑厚之致；尤其精于细朱文多字印。成为浙派新军的领军人物。

　　唐源邺（1885～1969年），字李侯、蒲佣，号醉龙、醉农、醉石、源邺山农、印匠、休景斋，湖南长沙人。与王禔过从甚密，同为浙派新军。唐源邺很少刻工细的多字细朱文，但其对汉印的理解则极其到位，还善于采撷汉砖简帛等印外资料，取径甚广。

　　顿　群（1906～1988年），字立夫，又字历夫，晚号惬叟，河北涿县人。刻印于王禔藩篱之外，吸收汉印及赵之谦、黄士陵等各家意趣，作品工稳精严，深于法度。白文用刀爽利，布白善于留红；朱文结体疏朗，意态生动，秀而不媚。

　　吴　朴（1922～1966年），王禔弟子。字朴堂，号厚庵，浙江杭州人。早年追摹吴昌硕印风，后又沉浸西泠八家之中，治印借鉴范围更广，创新意识更为强烈，善用隶书、楷书甚至简化字入印，六朝悬针篆、宋元官印以至瓦当、元押，都能拿来为我所用。

　　流派的延续，既要传承，更要出新。一味地在流派的圈子里徘徊，终将视野狭窄。从清末民初一些固守浙派的印人作品来看，确实存在单调拘谨、刻板僵化的程式化倾向。所以高时显发出“浙宗至次闲而蔽生矣；徽宗至让之而蔽亦生矣”的警示。作为流派，一定是有程式的，不然形不成流派，但程式如果过于刻板，便阻碍了流派的发展。赵叔孺、方介堪等印人从浙派中汲取营养，又博取其他流派，从浙派中走出来，形成了新的流派和风格。王禔、唐醉石等印人在继承浙派的基础上，融合各派之长，然后根据各自的秉性气质，融入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从而使作品注入新意，成为浙派新军。浙派新军的“新”，就在于把握时代脉络，这样植根于坚实传统，又善于出新的流派，必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王禔、唐醉石等培养了顿立夫、吴朴堂、江成之等一批传人，这些传人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浙派传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到今天，浙派仍是上海篆刻界的一支有生力量。